对话/观察者网 戴苏越
由申奥导演执导、反映南京大屠杀浩劫中南京市民在日寇屠刀下保留和传递罪证的电影《南京照相馆》，自公映以来获得了口碑与票房的双丰收，成为了2025暑期档最卖座的电影。
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这部电影为何在同类题材的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群众的肯定？它的人物塑造有什么独特的亮点？对比第五代、第六代导演的同类题材作品，作为85后的申奥给同类题材的创作带来了什么样的启示？
针对以上问题，观察者网“新潮观鱼”栏目对话了著名编剧汪海林老师。
观察者网：汪老师您好，《南京照相馆》的成功一扫暑期档以来电影票房和影人信心的低迷，无论是影评人还是观众对这部电影都给予了比较高的评价。从专业人士的角度，您觉得这部电影哪些方面做对了？
汪海林：《南京照相馆》给我的总体感受是类型化做得特别好。
展开剩余90%这是一个特定的题材，电影表现的是一个真实历史上发生的悲剧，如果没有成功找到类型叙事的角度，就很容易把电影拍成纯粹的灾难和悲剧的呈现，而灾难里的人的故事就会退到第二位。以前类似题材的电影，比如《屠城血证》《黑太阳：731》就有类似的问题。而《南京照相馆》这个戏把重点放在了大屠杀中几个人物的命运，它是一个情节剧的写法——怎么搞到通行证，搞到通行证后如何逃出去——这是典型的类型化叙事，而不是那种灾难片的写法。
《南京照相馆》剧照
同时，《南京照相馆》的类型化叙事把握得也很准确和熟练，尤其是它的结尾是“上扬”的。虽然整个南京大屠杀是一个巨大的悲剧和“大失败”，但电影把结尾的时间延后到了1947年的判决，在镜头里大屠杀的首恶被枪毙，南京的老百姓亲眼看见了恶魔被处决的过程，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商业类型片的表现方式，正义最终会战胜邪恶，电影的结局最终是向阳的。
再者，电影里人物命运的刻画上，虽然不是每个人都逃了出去，但高叶饰演的那个角色带着一个婴儿逃了出来。孩子象征着希望，最后也见证了胜利，这就是商业类型片的处理方式，而文艺片很多时候是写绝望的、写彻底失败后看不到希望。
《南京照相馆》票房上的成功除了题材，很重要的一点是类型片的胜利。
我一直很反对所谓因为题材所以“是中国人必须看”，不是谁抓住了这个题材谁就必须赢，肯定大卖，而是题材上你达到了，艺术上、叙事上都要达到相应的水平。所以这部电影比较让人高兴的是它做到了以上这几点，是大家看了都说很好，而不需要逼着大家去看，这一点很重要。
观察者网：这部电影那些角色的塑造是您比较认可的？
汪海林：我觉得王骁饰演的金老板这个人物塑造得很好，一方面是演员的表演很到位，另一方面这个人物代表了中国男性的坚忍和担当。他是这个照相馆和这个家庭的支撑，为了家人能够活下来他有很多隐忍，最后时刻他没有犹豫地牺牲自我挺身而出，让女人和孩子能够逃脱。他那句“没有人比我更懂磨洋工”又体现了他的那种狡猾，非常有生活。
高叶饰演的林毓秀这个角色也塑造得很好，一个“失败”的女演员，在这样一个乱世如何地想方设法活下来。在这个过程中她几次想到放弃，但最后被他人所感染，产生了很强的求生欲，她活下来的信念源自于一定要把真相告诉世人。这样的人物成长是可信的，电影很好的一点是没有去“生拔”（人物的高度）。
当然这部电影中对那个日本摄影师的塑造也是非常精彩的。看上去他好像是日军当中一个年轻的、比较单纯的人，长得也很清秀，对人彬彬有礼，不是那种没文化、素质很低的日本兵，相反他有一定素质，而且对摄影也很执着，这就很有欺骗性，很多人会觉得他即使有问题可能也是一些小问题，然而最后电影写出了他的本质——他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法西斯魔鬼了。
通过塑造这样一个人，电影表达了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大环境下，即使普通人也会成为魔鬼，甚至他自己都不知道。电影里他为了拍到一个好的角度和构图可以做出灭绝人性的事，其实就让我想到今天日本的一些所谓“工匠精神”也带有某些脱离人的本性去钻研某个局部的技巧，过度关注所谓技术主义的特点。这样一个工于技巧而无大义的角色塑造，我觉得是很深刻的，这也是广大观众满意的地方。
《南京照相馆》中由原岛大地饰演的日军摄影师伊藤秀夫
观察者网：是的，很多观众在看到伊藤这个角色的外表时，会以为他会是以往的同类题材中那种“本性善良，接受不了人性的谴责而觉醒”的日本士兵，但实际上随着情节的发展会发现这个人物是恰恰相反的。
汪海林：这些年大家都有些反感以前文艺作品中的那种“泛人性论”，这种拍摄手法强调把敌人的某些人性的部分表现出来，然而这种泛人性论往往也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泛人性论。
日军里确实有好人，比如说潜伏在日军里的日共，这批人就是反战的、是帮助中国人民的，日本共产党的谍报小组成员很多都是为反法西斯事业献身了。但这些年来我们的创作里有没有写一个好的日共的形象？没有。你会发现他们总是用资产阶级的眼光去塑造所谓的日军中的“人性”，而不是用阶级去塑造日本人中的好人，这是最大的问题。
实际上，只有阶级意识的觉醒才会使他们有可能在战争中站到正义的立场上，而所谓人性的觉醒是没有根的。以前我们的创作中的很多失败就源于这种对于日本人一厢情愿的塑造。
我们说的不要在人民中制造割裂、割裂仇恨，这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它变成了一个泛泛的口号，这种泛泛的口号不再打动人，甚至最后让观众反感。因为这样的口号在政治上是正确的，但是总是被现实打脸——当你在释放善意的时候，他们没有回馈同样的善意。
我觉得在国际大环境下，这些年来日本对中国的仇视和敌对情绪其实一直在上涨，这也导致了我们这边的情绪也在上涨，这是相互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我们单方面呼唤爱与和平，观众不会满意，因为这样“爱的呼唤”是脱离现实的、空洞的。
观察者网：除了伊藤，王传君所饰演的王广海这个汉奸角色也获得了舆论的好评，尤其是那句“日本人怎么可能输”引发了广泛的思考与讨论。您怎么看待这个人物的塑造？
汪海林：这句话反映出一种纯粹的慕强心理，这种心理借代到今天就跟部分中国人说“美国人怎么可能输”“贸易战我们肯定输”是一样的——盲目的慕强，而且是自信完全被摧毁的那种。
王广海这种还可以理解，因为1840年以来一直到他那个时候，中国一直在失败；然而到现在，即使中国一直在赢，这种情绪依然在，依然有大把的人觉得“美国不可能输”，这就非常可笑了。人一旦失去起码的自信，就很容易成为“汉奸”。
但是王广海这个人物，我个人认为在塑造上有一个不足之处：他的最后一场戏其实是有问题的，这样一个汉奸是不会为了他心爱的女人挺身而出的。
前面有一场戏他和刘昊然演的那个角色被日军抓住，他用日语出来解释一下就很有可能可以救下刘昊然，但他选择了明哲保身，因为他觉得日本人是不讲道理的，他不想冒这个风险，这就导致了刘昊然那个角色差点被砍头。
再往后，他的老婆与儿子当着他的面和一群南京市民一起被机枪扫射，他知道要发生什么，所以背过去不忍看。这个情节我认为是比较真实的，汉奸就是这样的，他既然走上了这条路，其实已经失去了任何反抗的能力和念头。所以到最后，日军当着他的面要强暴他的情人的时候，我认为从人物分析的角度上讲，他这种突然起来的反抗不大真实。这里是我稍微有点不满意的地方。
萨特的存在主义理论中，人的本质是自己选择的，他在最后一刻不惜牺牲自己去救自己心爱的女人，其实就塑造了自己，那么他就不是汉奸了，转而变成了他自己人生中的一个英雄，因为他拥有了一个英雄的时刻。我认为如果处理成日本人当着他的面强暴他心爱的女人，他也无能为力，甚至只能束手旁观，虽然很难过但不敢反抗，这个会更加深刻。
观察者网：《南京照相馆》公映之后，很多人会将其与十多年前的两部同类题材的商业片——陆川的《南京！南京！》和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做对比。您觉得在对比之下，申奥作为85后导演，在创作上和前辈的一些导演相比，有什么样的区别？
汪海林：最大的差别在于，前几代的导演，我们说第五代导演、第六代导演也好，他们都有一个执念，就是民族性批判。哪怕是抗日战争，他们也会更多地去反省我们这个民族自己出现了什么问题，导致了这个悲剧的发生。比如说《金陵十三钗》是这样，让一群美好的女孩替大家去死，表现的是中国人内部的矛盾；《南京！南京！》也是这样，它更多地去讲中国人的麻木、缺乏组织、一盘散沙。这种思路我们倒也没有必要全盘否定，但实际上到了申奥的创作上，我们看到他已经完全脱离了原来民族性批判的旧路。
《南京！南京！》中刻画的守城中国士兵
在《南京照相馆》里，你看不到以前电影里那种熟悉的“麻木落后”的民族性，里面的不同身份的中国人都是团结一心的。历史上南京陷落之后，日军遇到的抵抗是非常零星的，但是申奥抓住了这些东西，希望把这种非常少的反抗放大，他认为这是有表现价值的。而以前的导演可能更多的是把大多数人那种麻木的、任人宰割的状态表现出来，这是挺大的一个不同。
现在的年轻创作者更加自信、他们觉得虽然我们的民族也会有各种问题，但我并不在我的作品里表现这些东西。
我私下和陆川也是很好的朋友，其实陆川的表达欲很强，但是他私下和我说过，他的脑子经常是挺乱的。他有自己的想法，但他的想法往往和大众的点不在一块儿，在这种情况下要拍好商业类型片就很吃力，因为这样的电影需要寻求更广泛的共鸣，这需要导演对于“观众要看什么”有更清楚的直觉。
《南京照相馆》主创在路演中
观察者网：最后，您觉得《南京照相馆》的成功对于今后的电影创作，尤其是同类题材的创作有什么样的启示？
汪海林：我认为最大的启示还是要把故事做好，把人物做好，而不是只是输出一个理念。我们之前一些革命历史题材在一些重要节点上的创作都有这个问题——在主题上使很大的劲儿，却忽视了好的主题必须通过形象表现出来。
申奥在《南京照相馆》之前的作品，比如像《孤注一掷》也是在商业类型上把握得很好，所以对于现在的创作者来说，我认为还是要先熟悉类型叙事，然后再说要表达的主题。《南京！南京！》《金陵十三钗》都是在类型叙事上出现了问题，在创作这个主题的时候，方向老是不对或者说不准确。
《金陵十三钗》剧照
它们的表达和形式没有结合起来。比如《南京！南京！》里，很多实际上是理念的表达，作者努力在告诉大家战争是怎么回事儿、人性是怎么回事儿，而不是通过故事，这是比较大的问题。所以申奥这次给大家的启发就是，不管什么作品，主旋律也好、革命历史题材也好，都要先把重点放在人物和故事上。
来源|新潮观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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